2015年，15岁的付思梁是一名来自甘肃西北边陲某个县里的初三学生。
他家住在村尾的砖瓦平房里，屋后是一条干涸的沟渠，风一吹，墙皮掉得斑驳。父亲因一次矿山事故右腿残疾，只能靠打点零工度日，母亲则被诊断为精神分裂多年，长期口齿不清，神志时而清醒时而恍惚，一日三餐全靠父亲支撑。
付思梁从懂事起就知道，自己与别人不一样。他不讲条件，只讲能不能用。他的书包是隔壁邻居送给他的，拉链坏了用绳子扎着；衣服是表弟丢下的旧校服；鞋子前端破了个洞，付思梁自己缝了又缝。
学校里的孩子正是爱打闹的时候，午休过后，几个同班的男生总爱凑近付思梁的耳边说：“哟，破鞋子又撑了一周啊，咋不脱了当拖鞋穿？”还有人笑道：“妈妈疯，爸爸瘸，你家是全村最穷的那一家吧？”
他不回应，只把头埋得更低。有时候甚至会把水壶斜靠在桌角，装作在认真喝水，实际只是想躲避那些目光。
日复一日，付思梁越来越安静。课间十分钟，他不下楼，不说话，只翻着桌洞里那本早已看了无数遍的练习册。
2015年3月21日早上，周四清晨，气温骤降，风里带着沙土。付思梁像往常一样骑着那辆吱嘎作响的旧自行车去上学。刚到校门口，链条突然断了。他没多想，把车推到角落锁好，一路小跑进了教学楼。
但刚走进走廊，就看到几名体育生堵在饮水机前指指点点，其中一人突然转头冲他喊：“哎，付思梁，你是不是洗过脚把这水壶灌满的？一股子臭袜子味！”
另一个则拍着水壶哈哈大笑：“你看看他这手套，洞都露到食指头了，还舍不得换新的！”
付思梁顿住脚步，脸一下红了，没说话，低头拎起水壶转身走开。身后笑声四起。
午饭时，他没去食堂，而是绕到学校后门的废弃仓库边，那里没人，只有堆积的烂桌椅和落叶。付思梁找了张歪斜的凳子坐下，从书包里拿出一个保温罐，里面是昨晚剩下的冷米饭和一点咸菜。
他低着头吃了几口，又停下来，手搭在膝盖上，久久没动。明明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可每咬一口都像吞沙子。
付思梁合上饭盒，望着前方破窗上映出的自己，觉得陌生而可笑。
当晚，他回家时天已经黑透，家门没关，母亲披头散发坐在炕沿上，用指甲在墙上画圈圈，嘴里念叨着“太阳掉了，太阳掉了”。父亲正端着一碗稀饭，坐在门口抽旱烟。
见付思梁进门，父亲皱眉：“你放学干嘛去了？回家能骑车骑两小时？”他说了声“没事”，就进屋把书包扔在一边。
父亲没放过他，压着嗓子说：“你现在是读书读得神经了？天天这么蔫儿吧唧，以后出去能干啥？”
付思梁咬了咬牙，什么也没说，拎着脸盆去打水洗衣服。
夜里，他反复醒来好几次。风吹得窗子咯吱响，屋里冷得像冰窖，付思梁缩着身子蜷在角落，头脑里一片乱麻。天花板的裂缝像张开的嘴，什么也不说，却叫人发慌。
第二天早上，付思梁的母亲在厨房烧着粥，锅盖轻轻跳动着，屋里飘着一股淡淡的米香。他站在门口，看着那碗刚盛好的粥放在灶台上，肚子虽然隐隐发空，但一想到要张口吃东西，就觉得反胃。犹豫了几秒，付思梁终究什么也没动，默默背起书包出了门，脚步有些发虚。
中午，他躲在教学楼后侧的废弃篮球架下，坐在泥地上，把饭盒放在脚边，一直没打开。风吹来一阵尘土，粘在他脸上，付思梁却像没感觉一样，眼神呆滞地看着天上的白云飘过去。
不知怎的，他开始恨这个名字，恨这个身体，也恨这个世界。付思梁觉得自己就像那些落叶，被风卷走没人在意。
到了5月13日下午放学，付思梁刚走到校门口，就被两个穿着补习班校服的学生拦住了。
“听说你上个月领了贫困生补贴啊？”其中一人笑得露出一排黄牙，“借点钱呗，不多，就十块。”
另一个则干脆抢过他背包，倒在地上翻了几本书出来：“啧啧，全是练习册，真穷得一批……你不会还想考大学吧？”
付思梁没出声，只是想伸手拿回书包，却被那人一把推倒在水泥地上，膝盖狠狠撞在地砖边角。
他没有叫疼，只撑着手站起来，缓缓弯腰把书一本本拾回去。
回家后，付思梁照例默不作声。晚饭也没吃，只是用牙刷一点点刷着衣领上洗不掉的旧汗渍。
父亲敲门问他怎么回事，他闷声回了一句：“没事。”屋里很静，只有水滴进脸盆的声音滴答作响。
那一夜，付思梁又失眠了。窗外是狗吠和远处的拖拉机声。他翻来覆去，头脑发沉，胸口像压着一块石头。
第二天早上，母亲破天荒地神志清醒了，推门进来叫付思梁起床。付思梁没回应，只坐在床沿边，脸色苍白，手指绞在一起，眼神空洞。
父亲在灶台吆喝：“吃饭了！”
他没动。
“思梁，快出来！”父亲又喊。一旁的母亲也不停的催促着他。
付思梁喉咙动了一下，低声说：“我不想活了。”
这句话轻得像风，落进屋里，却叫人后脊一凉。
隔了几秒，父亲猛地推门进来，一眼看见他那副模样，脸色立刻变了。
他上前想拍他肩膀，却被儿子避开了。
“孩子，咱去医院。”父亲声音哑了，“你妈不清醒，你可得清醒。”
半小时后，父子俩到了县人民医院心理科。接诊医生首先给付思梁进行了常规生理检查。各项检查结果均在参考范围内，医生看完数据后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从躯体层面看，目前没有发现内分泌异常或电解质紊乱，基本可以排除器质性疾病导致的情绪问题。”
随后，医生为付思梁安排了抑郁自评量表、汉密尔顿抑郁量表、焦虑自评量表等一系列心理评估量表。结果显示：SDS 总分 68，，提示明显抑郁症状；HAMD-17 评估得分 26，属于中重度抑郁障碍范畴；SAS 标准分 52，提示合并轻度焦虑倾向
医生合上表格，表情凝重，对付思梁父亲说道：“从目前的评估来看，你家孩子患有中重度抑郁障碍，伴随失眠、社交退缩、自我否定及轻度焦虑情绪。这个情况需要尽快系统干预，不能再拖。”
随后医生给付思梁开了帕罗西汀所谓治疗药物，并叮嘱道：“药只是基础，关键是情绪支持。他需要家庭理解和长期陪伴。”
之后几个月，付思梁的母亲仿佛突然被惊醒了一般，她不但积极配合治疗控制病情，还开始把每顿饭的时间写在纸上贴在墙上，照着做，认真为孩子煮好每一碗粥，即便没钱也尽量换着花样。
父亲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味训斥，天刚亮就会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儿子吃完药才松一口气。他开始学着放慢语速，说话不带火气。偶尔还会在傍晚的时候扶着拐杖，陪儿子走两圈，哪怕只是沿着村口小路踱来踱去。
学校也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反应。心理老师对他进行了专门干预，每周安排一次谈话，并在班级内部开展了连续两周的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。
而那两名曾经欺负过他的学生，都被校方严肃处理。同时，学校也为他申请了专项心理康复资助金，用于购药和后续的心理治疗费用。
一切都在悄悄地改变，那个原本一整天不发一语的孩子，开始和父母聊天，也开始在屋外晒太阳时，情绪开始逐渐平稳。
9月28日，付思梁和父亲如期来到医院复查。医生看着评估表露出微笑：“已经从中重度降到了轻度波动，恢复得不错。”
父亲轻轻拍了拍付思梁的肩，他抬起头，那一瞬间，眼睛里第一次闪了一点光。
可没人想到，一年后，噩梦还是来了……
2016年10月16日上午，第二节课刚下，阳光洒进走廊，教学楼顶层的天台门却悄悄被推开。
站在屋顶边缘的，是一个穿着蓝白校服的男孩。他背对着楼下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一动不动地望着远方。
有老师路过时，猛然瞥见这抹身影，惊出一身冷汗，连忙奔回办公室呼叫保卫科，学校的心理老师也很快赶来。
几名老师小心翼翼地靠近天台，语气温和：“思梁，下来好吗？老师不是来责怪你，是来帮你。”
“你妈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马上就到，咱们下去说，好不好？”
付思梁没有回头，也没有应声。风吹动着他薄薄的校服下摆，他站在天台边缘，眼神里看不出情绪起伏。
另一边，学校已经第一时间拨通了家里电话。父亲腿不方便，母亲骑着电动车飞奔赶往学校，一路嘴里不停地念着“你别做傻事，妈来了，妈来了……”
教学楼下，很快聚起了人群，教师拉起警戒线，有人举着手机，有人低声议论。
几位老师仍在楼顶紧张安抚着，心理老师缓缓靠近他一步：“思梁，你不是一个人，我们一直在……”
正说着，楼梯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付母跌跌撞撞地冲上天台，额头冒汗，眼睛血红，一看到儿子站在围栏边，整个人都快站不稳了。
“思梁——你别动啊！”她声音发哑，扑上前两步却又不敢靠太近，“你下来……你说你不是想吃炖排骨吗？妈买了好几斤……咱回家好不好？”
付思梁缓缓回头，看了母亲一眼，轻轻摇了摇头，嘴角微微一动：“妈，对不起。”
话音落下的下一秒，他猛地翻身越过栏杆，身体像一道折翼的影子，扑向六层楼下的水泥地面。
“——不！”母亲一声嘶吼，冲到围栏边跪倒在地，眼睁睁看着儿子坠落，整个人仿佛被定在了原地。
楼下响起剧烈的撞击声，随后是一片惊叫。
母亲跌坐在地，脸色瞬间煞白，声音卡在喉咙里，什么也喊不出来了，只是两手死死扒着栏杆，指节发白。
她缓慢站起身，几乎是晃着身子往楼下冲，老师和保安跟在身后，怎么都拉不住。
当她冲到人群中央，看见儿子倒在血泊中，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双眼微睁，脸朝侧边时，她整个人一下子跪倒在地上，尖叫也发不出，只剩喉咙深处破裂般的呜咽。
她扑过去抱住孩子的身体，那一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坍塌了。
救护车七分钟后抵达。
医护人员迅速展开急救，将付思梁抬上担架。氧气罩、心电监护、除颤仪都已就位，可仪器上那条心电曲线一直缓慢而微弱。
母亲双膝跪在救护车旁，不肯松手，嘴里不断喃喃着：“没事的……他就是吓我们一下……他不是真的想死……他还答应中午要一起吃饭的……”
一路上救车鸣笛不停。医生一边给付思梁做心肺复苏，一边呼喊：“快！低血压、呼吸浅……准备肾上腺素！”
十分钟后，县人民医院急诊室灯光刺眼。几名医生迅速投入到付思梁的抢救当中，连接呼吸机，检测瞳孔反应，反复施压、输液、补血浆。而他的母亲跪在门外，手上全是血，却一句话也不说，眼神死死盯着抢救室的帘子。
二十七分钟后，监护仪上划出一道长长的直线。
主治医生脱下手套，摘下口罩，神情沉重地走出帘布。
“节哀……重度颅脑损伤、多发性骨折、大量内出血，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。”
母亲一瞬间怔住了，像没听明白，盯着医生嘴唇动了几下，却发不出声音。她慢慢低下头，看见自己手上沾着儿子的血，才像被电击一样站起来，摇摇晃晃冲进抢救室。
帘布还没掀开，她就倒在担架前，抱住儿子那只冰凉的手，声音终于崩了：“不可能！这一定是假的！复查的时候不是说他好了么？不是说，抑郁评估分都降下来了，已经是轻度了么？不是说只要吃药就能治好吗？”
医生沉默片刻，没有急着回应。他重新捏起病历本，一页页翻看，随后把声音压得很低：“最近这一个月，思梁有没有哪一次药没吃？或者擅自增减药物的剂量？”
付母抬起头，眼圈通红，语气发哑却笃定：“真没有。我每天看着他把药吞下，再让他张嘴确认。连周末去外婆家，我都随身带着闹钟提醒。”
医生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做了个记录，又追问：“那家里气氛呢？有没有发生让他情绪波动的大事？吵架、责备，或者谁无意说了重话？”
“没有。”付母咬了咬嘴唇，摇头更用力，“我的精神状态比之前好多了，别说吵架，我和他爸一直没红过脸，从那之后也一直顺着他，”
医生的眉头拧得更紧，笔尖停在病历单上。他抬眼，声音压得更低：“学校方面呢？同学或者老师有没有最近给他压力？昨天、前天，他有没有情绪上的异常动作或言语？”
付母再次摇头，带着哭腔：“也没有，来之前我还问了老师这个问题，老师说今天他都没和任何人有冲突……好端端的，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……”
最后一句话，她越来越小声。医生听完，低低叹了口气，自言又似对母亲道：“从早上的食欲和主动社交来看，确实不符合典型的高风险预兆……情况非常反常。”
眼看着医生也找不出原因，付思梁的母亲哽咽着坐在地上，手还攥着儿子的一只鞋，像抱着他最后留在人间的一样东西。
就在此时，院内一名精神科主任疾步走来，后面跟着几位医生。
“高天明院士刚到我们医院进行下基层义诊，听说有学生出事，特地过来看情况。”主任低声介绍。
几秒后，一位身穿深灰色中山装的老人走入急诊通道。
他身材高瘦，戴着一副银边眼镜，神情沉稳而克制。来的正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天明教授，他是我国精神疾病防治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。长期专注于抑郁障碍、精神分裂症、双相障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，特别在青少年抑郁症的神经影像与干预机制研究方面，具有国际影响力，被誉为“推动中国青少年精神卫生体系建设的关键推动者”。
没一会儿，高天明院士接过主治医生递来的病例和量表评估记录，低头翻阅片刻，眉头迅速蹙紧。
“服药半年，情绪评分降至8分，生活逐步规律，营养摄入改善，近三个月访谈记录无重大负性事件……”
高天明院士翻至最后一页，再看了一眼母亲，语气低沉地问了一个之前医生从未提及的问题，在场所有人都忍不住吸了一口气。
听到付思梁母亲的肯定回答后，高天明院士抬起头，眼神中一丝警觉与凝重交织。他缓缓合上病例本，声音不大，却透出不可忽视的分量：“这是一例非常典型，却又极容易被忽视的病例。付思梁的这个情况，他的用药、心理干预、家庭支持都看上去似乎完美无瑕，连医生找不到漏洞。但恰恰就是在这份完美背后，却3个极小却关键的细节。你们都没有意识到，在他接受治疗的这段时间里，有3件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，一直被反复忽略，而这，正是让他病情突然失控、最终跳楼自杀的关键因素。”
第一件事，是付思梁始终没有主动表达过负面情绪。
从住院初期到情绪评分下降的中期阶段，几乎所有记录都显示他情绪平稳、配合良好，甚至在面谈中也未曾明确说出痛苦、焦虑、烦躁等主观感受。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痛苦，而是他已习惯将这些情绪锁在内心深处。
许多青少年抑郁患者并不具备成熟的情绪描述能力，尤其是在“要懂事”、“不能给人添麻烦”的观念压制下，他们往往倾向于沉默、点头、服从式应对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即使治疗在执行，患者的情绪表达系统依旧是封闭的，这意味着，治疗只解决了表层症状，深层情绪依旧无法排解，心理负荷持续累积。
第二件事，是付思梁开始有条不紊地整理生活细节。
这包括反复洗校服、叠整书包、清空文具、要求母亲准备特定食物等行为。这类被误解为积极恢复的动作，在心理干预经验中却常被视为危险信号。不少重度抑郁者在最终自杀前，会突然表现出一段平静、整洁、有计划的短暂回光期，核心在于一种仪式性的归整心理。
他们希望在离开前不留混乱，把生活收回控制之中，以此获得一种自我安抚和掌控感。这种看似理性的行为，其实正代表了内在情绪断裂与绝望的极限反应。如果家庭在此阶段没有识别出来，反而放松了关注力度，危险往往就在“看起来越来越正常”的时候逼近。
第三件事，是付思梁从未在治疗过程中建立起清晰的存在感。
父母、老师和医生都在为他好的轨道上努力，药吃了，饭送了，评估做了，但他始终未在这些努力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。他参与了整个治疗流程，却从未真正拥有情绪上的话语权。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是构成人活着的最基本心理支柱，而当一个人感受不到自己是被倾听的、被理解的、被需要的，他就会慢慢地滑向无声的边缘。
这种被管理但未被看见的状态，会让个体产生持续性的虚无体验，即便生活井然、用药规范、表情平静，他对存在的意义依然处于崩塌边缘。这三个细节之所以致命，不是因为它们有多明显，而是因为它们太不显眼。它们藏在家长的欣慰中，藏在老师的考勤表里，也藏在医生那一行行配合良好的记录中。
高天明院士在翻阅完全部资料后将这起案例标注为“情绪表达阻断型抑郁致死”，他清楚，这类孩子往往不声不响，不发作，不伤人，也从不呼救。他们用最平静的姿态完成了最激烈的断裂，而这个过程几乎让所有人措手不及。
[1]章俊航,蔡明建,黄正行.抑郁症智能诊疗决策支持系统的构建与应用[J].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,2025,22(01):76-81 95.
[2]陈志远,黄永志,于海情,等.抑郁症的脑磁图信号特征研究进展[J].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,2025,42(01):189-19.
[3]张艺.抑郁症发病机制及治疗预测因素的研究进展[J].心理月刊,2025,20(01):215-217.
（注：《纪实:15岁男孩患中度抑郁，治疗1年后跳楼，高天明院士:忽略了1点》图片均为网图，人名均为化名，配合叙事:原创文章，请勿转载抄袭；情节稍有润色虚构，如有雷同纯属巧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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