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清帝国风云68两个女人主宰大清帝国:辛酉政变

两宫皇太后

咸丰驾崩当天,宫中传下旨意,宣布从即日起,所有文件上的皇太子都写“皇上”,皇后写“皇太后”。这位皇太后钮祜禄氏出身于世宦之家,从小就受到过良好的教育,和民间传说中的庸懦形象不同,钮祜禄氏实际是个狠角色,连咸丰都惧她三分。

有一天晚上,咸丰和侍寝妃子在一起喝酒喝多了些,以致早朝误点。钮祜禄氏当即查问是谁侍寝,查到后便对侍寝妃子进行严厉训斥。咸丰上朝前没看到钮祜禄氏,情知不妙,朝议尚未结束就连忙赶到后宫。去了一看,但见气氛森然,宫女太监都规规矩矩在门口侍立着,问过后得知钮祜禄氏果然在责罚妃子,于是便嘱咐不要通报,自己悄悄地走了进去。

被责罚的妃子正跪在地上挨训,见咸丰进来,仍不敢站起,而钮祜禄氏也不予点破。咸丰找位子坐下,然后明知故问地指着妃子问钮祜禄氏:“这是谁啊?”钮祜禄氏这才跪下奏道:“祖宗在侍寝方面有定法。现在皇上喝醉了,以致过了辰时还不能上朝,外面不知道的人,还以为是奴教导无方,因此我把她叫来,问她为什么要给皇上灌酒。”

咸丰听后叹了口气说:“这是我自己犯下的过失,她又有什么能力阻止我呢?你就饶了她吧。”皇帝的话就是圣旨,钮祜禄氏不能不遵旨,但她马上又将了咸丰一军,恶狠狠地对妃子说:“这是主子饶你的(不是我要饶你),以后无论主子在哪里喝醉,我都会唯你是问。”

此话一出,让咸丰尴尬莫名。钮祜禄氏拥有领导后宫之权,并且话也说得如此振振有词,即便他明知钮祜禄氏是出于妒忌,才故意借祖宗家法打压情敌,但也没有办法予以反驳。

为了给自己和妃子解围,咸丰只好从腰间解下所佩的一枚玉印,赐给钮祜禄氏作为信物,后者方才作罢。

咸丰逃奔热河后郁郁寡欢,曾写下“且乐道人”四个字,让宫人制成匾额悬挂于各殿。钮祜禄氏随行在侧,坚决不同意,说:“天子日理万机,哪有自己把安逸享乐放在嘴边的道理?如今逃亡在外,更加不应该放这样的匾额了。”她也不管咸丰高兴不高兴,亲自监督宫人把匾额全都拿了下来。

钮祜禄氏如此强势,后宫能与之争锋只有叶赫那拉氏。那拉氏系被选秀入宫,赐号兰贵人,也有野史中说她初入宫时,其实未参与妃嫔选拔,身份不过一宫女,住的地方叫作“桐阴深处”,乃后宫打杂婢女的居所。如果那拉氏做过宫女这段只是误传,另一段记载则有一定的可信度,按照它的说法,那拉氏由于随游宦的父亲长期居住于南方,因而善唱南曲。一天咸丰在园林里散步,突然听到有曼妙之音传来,觉得奇怪,便循声而往,结果发现唱曲者正是那拉氏,那拉氏遂得宠幸。

那拉氏入宫那年,是金田起义爆发的第二年。在此后的几年里,战乱波及十六省,疆吏奏报和统兵将帅的加急奏牍如同雪片一般,每天纷至沓来,令人目不暇给,咸丰心烦意乱,疲于奔命,有时甚至被弄得茫茫然全无主意。也就从这时候开始,咸丰逐渐沉迷于昆曲。昆曲分为北曲和南曲,北曲多武打剧目,南曲则侧重文戏,当然那拉氏不会有“同光十三绝”唱得那么好,善唱的也可能只是昆曲小段,但在以北方旗女为主的深宫里,已足够令咸丰惊艳了。

那拉氏先以姿色和才艺吸引咸丰,跻身于圆明园“五春”之一,后又凭借母以子贵的优势,在宫中稳固住了自己的地位,之后就有了恃宠而骄的趋势。据说咸丰对此很不开心,那拉氏也看出来了。于是一天当咸丰想在园中泛舟游玩时,久居南方已学会撑船的那拉氏便自告奋勇,拿起竹篙为其撑船。孰料咸丰还没站稳,她的竹篙就用上了力,船只因此失去平衡,咸丰失足落水,把脚都弄伤了。

事后那拉氏自然会赔罪,但嬉戏游玩本来也是咸丰自己提出的,不好责罚,咸丰白白吃了哑巴亏,自此便知道身边的这个女人乃是个惹不起的狠角色。

总之,钮祜禄氏和叶赫那拉氏都不是善茬儿,丈夫一死,两人就展开了明争暗斗。给咸丰置办丧事的当日,钮祜禄氏抛开那拉氏,带着琳贵太妃等人至灵前奠酒。能不能参加灵前奠酒乃是妃子们地位的体现,那拉氏岂肯罢休,她立即展开了反击。

钮祜禄氏一度领导后宫,那拉氏是新皇帝的生母,心计方面两人也基本可平分秋色,结果双方很快达成妥协。次日,敬事房首领传旨:“储秀宫懿贵妃晋封皇太后。”这是援引了万历年间的例子,那时隆庆皇帝刚死,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即位,便把隆庆皇帝遗下的皇后陈氏和嫡母李氏双双尊为了皇太后。

两宫皇太后能够结盟,一方面是因为她们势均力敌,合则两利,斗则两伤;另一方面也是缘于有共同的敌人需要对付,这就是以肃顺为灵魂的八大臣。

钩弋故事

两宫皇太后与八大臣尤其肃顺早有矛盾,这种矛盾最早发生于那拉氏与肃顺之间。那拉氏热衷参与政事,而且观点常与肃顺相左,两人曾不止一次当着咸丰的面争吵。典型事例就是英法联军入侵时,肃顺主张抚议及“巡幸木兰”,那拉氏却主战且力阻北逃。事后肃顺不满于后宫干政,而那拉氏也对肃顺辈很是厌恶。

这种政治上的龃龉还延伸到了日常。圆明园有新旧两个园门,新园门离北京城较近,为皇帝专用,臣工进园被要求走旧园门,一般情况下不得因贪捷径而走新园门。一天,咸丰和那拉氏登高望远,忽见一行车骑直趋新园门,一问原来是肃顺所为,咸丰当场发怒,命令侍卫持鞭上前,将肃顺赶出了圆明园。肃顺认为皇帝一向待他优厚,何至于如此不给面子?打听下来,原来当时那拉氏就在咸丰身边,便料定是那拉氏从中挑唆,对其愈加不满。

咸丰逃奔热河时非常仓促,饮食、用具、车马等途中必备之物都未能带全。妃嫔们所乘的车马是肃顺临时从集市上雇来的,骡马瘦弱,车子破旧,在平路上行驶已很困难,进入山路后更是颠簸得令人难以忍受。妃嫔们平时全是娇生惯养,哪里吃过这个苦头。那拉氏正好看到肃顺的骡车从旁边经过,便请求肃顺给她换辆好点的车马。肃顺随口答应,说到前站再说,然而当车队到达前站时,不知他是蓄意报复,还是无意为之,反正当那拉氏派人前去询问时,却被以“无暇顾及”为由推托掉了。

之后那拉氏遇到肃顺时再次提出了换车的要求,肃顺当即拉下脸来,厉声呵斥道:“连中宫(皇后)都乘坐敞车,你又有何不可,难道还要位列中宫之上不成?”那拉氏再不敢多言,但从此却对肃顺更加怀恨在心。

肃顺当然也能感觉得到那拉氏的敌意。咸丰逃到热河后,身体极度虚弱,经常咯血,他想到,一旦咸丰驾崩,必然会由皇长子载淳继位(咸丰有两个儿子,但次子出生当日就死了),那拉氏的地位将直线上升,于己大不利,为此时常在咸丰面前说那拉氏的坏话。咸丰一开始宠信那位氏,甚至允许她参与议论朝政,但在吃了那拉氏的苦头之后,也渐渐地对她厌恶起来。

一天,那拉氏又不按圣旨办事,独断专行,咸丰很生气,便向肃顺诉苦。肃顺趁机建议咸丰,“请用钩弋故事”。钩弋是汉武帝的妃子,被封为“钩弋夫人”。汉武帝晚年想立他与钩弋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弗陵为太子,弗陵正当年幼,与载淳,而钩弋夫人却又与那拉氏相仿,正当青春年少。为了防止太后与外戚专权的局面发生,汉武帝果断选择了赐死钩弋夫人,这就是“钩弋故事”。

问题在于汉武帝就好像是康雍乾一般的雄主,他们所做的事往往只能让后来者抬头仰望,要仿效可就太难了。咸丰属于性格比较仁厚,甚至可以说有些懦弱的皇帝,对那拉氏不满意归不满意,但要他把自己的亲人杀掉,却无论如何干不出来。况且,咸丰早年丧母,对于失去母爱有着切肤之痛,他怎么忍心再让儿子面临同样的悲剧呢?

醇郡王奕譞是咸丰的七弟,其嫡福晋(即嫡妻)是那拉氏的胞妹。奕譞发现咸丰居然有杀那拉氏的念头,不由得大惊失色,连忙与嫡福晋一起以身家力保那拉氏。咸丰本就下不了决心对那拉氏怎样,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这件事通过奕譞夫妇之口为那拉氏所知,那拉氏心惊肉跳之余,言行举止收敛了不少,但她同时也多了个心眼,开始暗暗打听谁是咸丰背后的谋主。咸丰见那拉氏害怕,反而失去防范之心,有一次喝醉了酒,借着酒劲朝那拉氏发飙,竟不慎将肃顺建议杀她的事吐露了出来。那拉氏听得咬牙切齿,也迅即滋生了与肃顺势不两立,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的想法。

清代笔记中另有一种记载,说其实是咸丰自己产生了用“钩弋故事”处置那拉氏的主意,接着再告诉肃顺,称他将效法汉武帝,除掉那拉氏。

当然即便是这种情况,那拉氏在知晓后,也不会减少对肃顺的半点恨意——肃顺起码是参与了密谋,而且没有表示反对!

常言道,伴君如伴虎,其实跟君主的老婆们打交道也是一件极为凶险的事。在后宫,不光那拉氏对肃顺虎视眈眈,必欲除之而后快,其他妃嫔乃至皇后也对肃顺没有任何好感。

我等你很久了

逃亡热河途中,肃顺主掌一切饮食供给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,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,他当然要首先安排好咸丰的生活,其他人的供应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,因此一路上仅咸丰能得到少许酒肉,嫔妃们只能以豆乳充饥。

刚到热河的那段时间,内务府严重拮据,连皇家卫队的口粮都经常短缺,肃顺不能不有所权衡,所以后妃们的“宫分”(平时穿吃用度的开销)都不能按照定例供给。地方官虽然进呈了猪羊鸡鸭各二十只,可肃顺只顾着咸丰,把这些猪羊鸡鸭全都送到了御膳房,而未分给后宫。据皇宫档案记载,妃嫔们在抵达热河的半个月内都未沾到一点荤腥,众人莫不迁怒于肃顺。

在热河行宫,素来喜欢以贤良皇后形象示人的钮祜禄氏劝咸丰,说既然咱们是逃难出来的,就不应该再保留看席。所谓看席,是边吃喝边看戏,在筵席中穿插戏曲表演。咸丰就乐意这个看席,但钮祜禄氏说话做事,如同她借故责罚妃子一样,都把“正义”的幌子拿在手里,让你无法反驳,咸丰只好说:“你的话很对,我这就吩咐肃六(肃顺在家排第六)办理。”

第二天,咸丰将钮祜禄氏的话告诉了肃顺。肃顺最了解皇帝的心思,知道他舍不得将看席撤掉,于是马上回复咸丰:“内务府确实拮据,可是若突然降低进膳的规格,反倒会令外人惊疑。”

肃顺为皇帝定制的理由正中咸丰之下怀,他回头就照搬给钮祜禄氏:“肃六说了,这样不行。”钮祜禄氏的习惯是要么不出击,出击必中,结果却被肃顺三言两语给打发了,她对肃顺岂能不嫉不恨?

两宫皇太后与肃顺之间原来就芥蒂极深,而咸丰死后的权力之争又加剧了这种矛盾。在给咸丰办完丧事后,两宫皇太后召肃顺等八大臣入议,商量今后该如何处理朝政。肃顺等人最初提出的建议是,由八大臣拟定谕旨,太后只负责盖章,但不准更改谕旨内容,同时各方奏疏也不呈送给太后。

两宫皇太后认为她们应该有阅看和处理奏疏的权力,经过一番争执,八大臣做出让步,同意奏疏仍送其阅览。太后掌握着两枚皇帝生前使用的印章,一枚是咸丰赐予的“御赏”印,乃咸丰鉴赏书画作品所用;另一枚即“同道堂”印。按照流程,两宫皇太后看过奏疏之后,就上盖“御赏”,下盖“同道堂”,用以代替原先皇帝的朱笔批阅。比如曾国藩上一个奏折,汇报近日军情,两宫太后会先在奏折上盖“御赏”“同道堂”,再由八大臣接着写上:“赞襄政务王大臣奉旨:知道了!”

这种权力运作体制在当时被称为“垂帘、辅政兼而有之”,显然它绝不是两宫太后真心想要的。那拉氏虽没有经过严格的皇家教育,文化基础和书法水平都不好,然而在咸丰的指导下也曾代笔批阅奏章,甚至公开评论政事,如何甘心充当别人的橡皮图章?她极力撺掇钮祜禄氏“垂帘听政”,钮祜禄氏起初因为担心与肃顺等人争斗未必能稳操胜券,所以对此不是很赞同。那拉氏见状,便又将肃顺平日如何“抑制”后宫的那些事翻出来,并且坚持认为,唯有实施“垂帘听政”,她们孤儿寡母才可免为他人之鱼肉。

钮祜禄氏和那拉氏一样,都不是一般的女人,这两个当年仅仅二十多岁年纪的年轻皇太后,均有着把持朝政的强烈欲望。她们能够达成妥协,其实就是要效仿明万历年间的陈氏和李氏,以各自所拥有的资源为砝码,共同瓜分丈夫所留下的政治权力。在与那拉氏反复计议后,钮祜禄氏终于下决心放手一搏。

钮祜禄氏自与那拉氏结盟后,很注意拉拢对方,醇郡王奕譞的嫡福晋既是那拉氏的胞妹,她也就把这位福晋当成自己的妹妹看待,私下关系很好。这天在福晋来宫中看望钮祜禄氏时,钮祜禄氏便当着她的面哭了起来,一边哭一边说:“我们(被八大臣)欺负到这种地步,难道爱新觉罗家族里就没人了吗?”

听出皇太后的弦外之音,福晋连忙答道:“七爷(奕譞)在此!”钮祜禄氏转忧为喜:“那你让他明天早上来见我。”

次日上午,奕譞来到军机处值班室,称应太后召命,要求入宫晋见。肃顺在军机处值班,他丝毫未打算给醇亲王留面子,斥令其退下,还讥笑道:“太后召你?哪里会有这种事!”奕譞虽是亲王,但职权有限,无奈之下只得退立外阶。

钮祜禄氏急于见到奕譞,命太监到军机处来探看动静,但军机处的人就是不告诉他,奕譞已在等待召见。太监见奕譞不在军机处内,以为还没来,就回宫中去了。第二天,钮祜禄氏打破先召军机处领班的惯例,首先召见醇郡王。可是太监连跑三趟军机处,仍然见不到奕譞的人影,他觉得纳闷,嘴里自言自语:“七爷为什么不来呢?”被阻于外阶的奕譞听到了,立即回应道:“我等你很久了!”太监如释重负,连忙也上前招呼:“我等你很久了!”

奕譞由太监引领入宫,这时肃顺就坐在军机处值班室内,但已不能阻止。奕譞入宫后,钮祜禄氏依旧哭诉一遍,奕譞则早就为两宫太后想好了对策:“此事非恭王来办不可。”

以退为进

奕訢是个能力较为突出的王爷,曾经主政军机处,算得上是肃顺这些人的前辈,他平时待人处事很宽厚,极孚众心,因此外界称为贤王。尤其是在英法联军撤退后,奕訢和文祥在京城主持一切,有安定和调护社稷之功,其声誉之高,更是不同以往,可以说,京城内外,除八大臣及其依附于他们的党羽外,满汉官员大多对恭王表示支持和认可。

可是因为受到皇帝的猜忌,奕訢的作为越大,声誉越高,反而自身的处境越差。咸丰在热河期间,奕訢曾多次奏请前往问安,肃顺等人出于争权等目的,在咸丰的耳边说什么奕訢联合洋人,挟持朝廷,况且权势过大,恐另有图谋,必须提防。其他嫉妒奕訢的王爷也乘机落井下石,咸丰的五弟惇亲王奕誴就无中生有地指责奕訢有反意。咸丰本就将奕訢视为怀疑和防备的对象,周围这些人的谗言无疑更增加了他的疑窦,于是下谕给奕訢,言称:“相见徒增伤感,不必来觐。”

咸丰抱病时,京师人士都以为皇帝一旦驾崩,以恭王之贤,必能以摄政王的身份辅佐幼帝,不料咸丰在遗诏中竟没有一个字提到恭王。肃顺等人辅政,自然也秉承咸丰的意图,视奕訢为政敌,不让他染指权力和前来热河。

醇郡王奕譞深知奕訢的能量以及所处困境,因此建议两宫太后找他作为援手。钮祜禄氏认为奕譞说得很对,随即写下密旨交给侍卫,由侍卫秘密潜入京中,将密旨授予恭亲王奕訢并向其问计。

奕訢看完侍卫送来的密旨,马上意识到热河形势已一触即发,他很清楚,假如八大臣完全掌控朝政,他和两宫太后叔嫂都将在朝廷上失去立足之地,现在太后既在密旨中表明了铲除八大臣的决心,他就必须与之同舟共济,背水一战。

当下奕訢以拜祭咸丰灵柩(称为梓宫)为由,再次请旨前往热河。此时八大臣禁遏在京王公赴热河奔丧,为的其实就是阻止奕訢前来热河,但在两宫太后的力争下,奕訢最终还是得以成行。

奕訢到热河后先赴灵堂,一见灵柩,便伏地痛哭。自咸丰去世后,大家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拜祭者哭得有奕訢这么伤心,那哭得真是撕心裂肺、肝肠寸断,以致旁人也无不落泪。

奕訢的心情不难理解,他和咸丰原本手足情深,是兄弟中关系最亲密的,可就因为自己的亲生母亲晚年太过糊涂,而他自己当年又太不成熟,没有自避嫌疑,导致这段兄弟情从此画上了句号。以后他竭力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弥补这段缝隙,不说回到从前,起码希望重获皇兄的信任,

所以咸丰自己躲在热河,把他一个人扔在极其危险的京城谈判,他认了,咸丰对京城不管不问,他也一力承当,可就这样,他居然连最后再见咸丰一面的资格都没有得到。

如果说咸丰对当年的那段往事仍未完全释怀,这个倒还说得通,但总不至于连见一面都不愿意吧?肃顺等人在咸丰耳边捣鬼的事,不可能全都瞒过奕訢,他有足够的理由认为,正是这几个“奸臣”只顾结党揽权,不顾是非,肆意挑拨他们兄弟间的感情,弄得他与咸丰天人相隔,永无机会和好如初。先前他看了太后密旨,发现肃顺等人弄权堂上,欺负嫂子与侄儿,这种悲愤之情更是难以遏止。

心情有多么悲愤,身上就有多少力量。奕訢素来聪明有余,胆魄不足,但这次他是豁出去了,就等着和两宫太后密谋,如何将八大臣一举拿下。

然而八大臣也不是省油的灯,等到拜祭结束,太后要召见奕訢时,他们似乎提前闻到了危险的气息,杜翰(即咸丰恩师杜受田的长子,八大臣之一)当众发表意见,说咸丰新丧,叔嫂应避嫌疑,而且太后尚在服丧期间,尤其不宜召见亲王。肃顺、载垣等人便把杜翰的一套说辞作为论据,极力反对奕訢受召。

两宫太后对此早有准备,她们数次派太监出宫传旨,两边形成了僵持的局面。奕訢知道八大臣起了疑心,便以退为进,对肃顺说你们要是不放心我的话,那就让端华陪着我一道进宫吧。

端华是个没多少主见的人,听后只是看着肃顺不说话。如果奕訢始终坚持一个人入宫,肃顺是无论如何不肯放手的,现在奕訢肯让人陪着进去,他反倒放松了警惕,认为两宫太后可能真的只是要和亲王小叔聊两句家常,最多也不过是诉几句苦而已,应该翻不出什么花样。于是他解嘲似的笑道:“老六(奕訢)你是与两宫叔嫂谈话,何必要我们陪呢?”

他们究竟安的是什么心

依靠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,奕訢终于得以独自入宫。见面之后,两宫太后照旧还是一把鼻涕一把泪,先把八大臣如何欺负压制她们的事复述一遍,接着便问奕訢有何高招。奕訢认为辅政势力遍布热河行宫,非到京难有胜利把握,遂答道:“非还京不可。”

两太后受到咸丰和当时社会舆论的影响,怕还都后被洋人给盯住,而奕訢从迎请咸丰还都起,就已从英法等国使节处得到相应保证,他向两太后承诺:“外国无异议,如有危险,唯奴才是问。”

在得到两太后的同意后,奕訢便先回京做准备。奕訢刚到热河时,在载垣等人面前都刻意做出谦卑的样子,肃顺见了还颇轻视他,嘴里“老六”“老六”地喊个不停,以为奕訢言过其实,能力也就那样,毫不足畏。及至奕訢和太后会面结束,肃顺因为心里没有底,倒又害怕起来,对奕訢的态度也恭敬起来。肃顺越这样,奕訢越担心,他一路上兼程而行,途中都不敢歇宿于州县提供的公馆,就怕肃顺派人行刺。

奕訢抵达京师的前一天,御史董元醇上疏朝廷,以皇帝年幼为由,请求由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,同时又建议“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”,代替辅政大臣来襄理一切朝中事务。这是辅政势力之外的大臣窥测到太后有垂帘听政的意图,专为投机而发的奏疏,其中对太后和恭王奕訢的利益基本全都兼顾到了。

两宫太后虽有意拿董疏做文章,但此时奕訢尚未有所布置,与八大臣摊牌还为时尚早,所以她们起先选择了留中不发。即便这样,八大臣知晓后也奓了毛,他们坚决请求把董疏发下,说要痛加驳斥。

见已惊动了八大臣,两宫太后干脆来了个投石问路,在发下董疏的同时,拟旨表示将就“垂帘听政”一事召集群臣会议,落实董疏的相关建议。

“垂帘听政”意味着“垂帘、辅政兼而有之”的体制结束,八大臣权力尽失,他们岂甘就范,八大臣之一的焦祐瀛立即拟出圣旨,对董疏进行批驳。

焦祐瀛所拟圣旨(焦旨)必须太后盖章才能生效,那拉氏看了焦佑瀛所拟圣旨后,坚决不同意照发。不过为了缓和气氛以及做进一步试探,两宫太后还是决定召见八大臣。

载垣等人上殿后都显得特别气愤,一见到太后就大声嚷嚷起来:“赞襄幼主,不能听命太后,请太后看折,其实也只是多余的事!”意思是他们本来就可以自己做主,赋予太后阅看奏疏的权利,已经是给足了太后面子。

杜翰说得更是露骨:“若听信人言,臣不能奉命!”其他人也个个语气激烈,声震殿宇。两宫太后气得双手打战,她们抱在怀里的小皇帝不仅被吓得大哭,而且还尿了裤子,把太后的衣服都给弄脏了。

彼此辩论了约半个小时之后,钮祜禄氏不愿再讨论下去,提议:“留着明天再说。”众人遂不欢而散。

次日,载垣等人便选择了“搁车”(意即消极怠工),将所要处理的文件全都搁置在了一边。八大臣均为军机处要臣,他们这么做,等于让朝政陷于瘫痪。两宫太后明知八大臣在向自己示威,气愤至极,说:“他们究竟安的是什么心?”已经站在两宫太后一边的醇郡王奕譞也怒不可遏,放出了“等以后进城说话”之类的狠话。惠亲王绵愉是咸丰的叔叔,被宫中称为“老五太爷”,此老久历政治风云,老谋深算,立即喝止奕譞,以免他走漏风声。

面对八大臣的“搁车”,那拉氏坚决不肯让步,钮祜禄氏到底长期领导后宫,在她那个年龄,却已拥有着足以与“老五太爷”媲美的老练沉稳,她虽然也气得不行,但很快就及时转圜,劝那拉氏“姑且将就”。两宫皇太后最终做出妥协,按照八大臣所愿,将焦旨盖章发了下来。八大臣这才照常办事,言笑如初。

宫中的这场争斗可算是未来政变的一场预演,表面上八大臣获胜,其实大谬不然。当时就有人在密札中预言:“此事发生后,不久一定会发生大变,八人断然难以免祸,哪里还用等到返回京城呢?”

此人观察政治形势真可谓是洞若观火。奕譞、绵愉的暗中表态,就已说明辅政势力的过于嚣张和不知收敛,已引起其他派别的侧目,甚至不用两宫皇太后拉拢,他们都会自动地与垂帘势力结合在一起。在这种情况下,即便没有奕訢入京布置,八大臣也已经很危险了。

另一方面,两宫皇太后要发动政变也是迫不得已,将政变发动到一个什么地步,对八大臣如何处置,都会有事先考虑和权衡。如果八大臣不逼着她们将焦旨发下去,考虑到各种因素,她们对八大臣的事后处置可能会轻得多,但这件事发生之后就完全不同了。

可笑的是,政治形势已经如此紧张,载垣等人却仍然懵懵懂懂,不过是发下一个没什么实际用处的谕旨而已,竟又谈笑自若,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了,也真是够昏聩的,预言者因此在密札中点评道:“如二四者(指八大臣),可谓浑蛋矣!”

把刀磨到雪亮

“搁车”事件发生不久,两宫皇太后即以小皇帝的名义颁下谕旨,择日护送咸丰的灵柩回京。

当时的北京与热河已实际成为政治上的两大中心,以政治势力的强弱而论,北京占据优势,但就名分而言,由于咸丰的灵柩和小皇帝都在热河,热河尚居于正统之席。在这两大中心里面,两宫皇太后、辅政八大臣、恭亲王奕訢又成鼎足三分之势,假使继续维持现有局面,垂帘势力就算是输,也未必会输得很惨,可如果北京、热河合二为一,辅政势力的所有优势都将清零。

八大臣的三个核心人物,载垣、端华皆庸懦无能之辈,全靠肃顺一人拿主意。肃顺虽有魄力胆识,却又不学无术、心浮气躁,他自以为是咸丰临终前交托的顾命大臣,他人能奈我何,而垂帘听政乃祖制所无,缺乏必要的法理支持,两宫皇太后也不过是自说自话,痴人说梦而已。

其实用顾命大臣辅佐幼君并不是咸丰首创,康熙初年鳌拜不就是受命辅政的吗?鳌拜又是个什么下场?若就对皇权的威胁来说,肃顺和鳌拜一般无二,而且他还未必有鳌拜那么厉害。至于垂帘听政在祖制上有没有规定,这都不重要,须知祖制也是由人定的,最重要的是权柄掌握在谁手上,谁夺取了执政大权,谁就相应拥有了无限的解释权。

与优哉游哉的八大臣相比,已然胜券在握的两宫太后反倒显得有些战战兢兢。在车辆齐备后,她们令妃嫔们先行启程。当妃嫔们前去向她们辞行时,两宫太后甚至流着泪说:“你们这下可以幸运地脱险了,我们母子还不知道能否留得住性命,能不能回到京师,再与你们相见?”

两宫太后如此恐惧,主要还是怕万一政变的消息走漏出去,八大臣图穷匕首现,在路上对她们下手。要知道,八大臣完全可以借故除掉她俩,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。这点恭亲王奕訢考虑得非常周到,在他的笼络和邀约下,时任兵部侍郎、在京津一带掌握着兵权的胜保来到热河,明为叩谒皇帝灵柩,实质是为两宫太后壮胆。

按道理,八大臣这时总应该有所警惕了,谁知依然故我。原因是自两宫太后被迫发下焦旨,对董疏加以痛驳后,他们便以为其余大臣再不敢生有异议,从此可以一切太平无事,而根本没有料到他们的政敌早已把刀磨到雪亮。

要说八大臣也算是老官僚了,但在关键时候比拼政治权术,却还不及初出茅庐的两宫太后。原先端华除任步兵统领外,还主管火器营、健锐营、銮仪卫(帝、后的车驾仪仗队),那拉氏先授端华以工部尚书,然后说你手里的职务太多,势必忙不过来,为了减轻劳动量,工部尚书以外的职责就都不要再兼了。八大臣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剥夺他们的兵权,居然乐呵呵地就答应了。

接着,钮祜禄氏通过醇郡王奕譞的嫡福晋传话,令奕譞起草载垣、端华、肃顺三人的罪状诏,以用于到京发布。奕譞起草好后,仍由其福晋偷偷带进宫来,钮祜禄氏将罪状诏藏在了自己衣服里面,此事除两宫太后外没有一个人知晓。

1861年10月26日,热河车驾分两路出发,其中肃顺一路奉旨护送咸丰的灵柩前去皇陵,两宫太后与载垣、端华为一路,沿小道兼程返京。

两宫太后一到京城,便密召恭亲王奕訢面询相关事宜。确定京城这边已布置妥帖,钮祜禄氏随即发布了奕譞在热河草就的那份罪状诏,指责载垣、端华、肃顺“朋比为奸”(即所谓的“咸丰三奸”),并宣布解除八大臣赞襄政务之任,即日令其退出军机处。

载垣、端华先到了军机处,二人虽然还不完全清楚罪状诏的事,但已有所耳闻。当见到前来宣诏的奕訢时,他们还像以往一样,摆着架子大咧咧地喝令道:“外廷臣子(当时军机处、南书房等重要机构均属内廷,除此以外的机构属外廷),怎敢擅入?”

奕訢立即答以有诏书在手,二人竟然质问奕訢从哪里得来的诏书:“太后不应召见外臣。”

在最初的罪状诏中,垂帘势力对载垣等人尚留有余地,诏书中仅强调解除赞襄政务之任,并未正式治罪。载垣等人的傲慢态度彻底激怒了他们,两宫太后传旨,令将载垣、端华、肃顺革职拿问,交宗人府严行议罪。

奕訢再赴军机处宣诏,载垣、端华仍不肯面对现实,厉声道:“我辈未入,诏从何来?”奕訢也不跟他们废话,命随行侍卫上前擒拿,两人在被捕前还在高喊:“谁敢(抓我)!”

多虑了

肃顺护送咸丰灵柩刚到密云,就被连夜抓捕,也一同押送至宗人府。三人面面相觑,肃顺瞪圆眼睛怒骂载垣、端华:“如果你们早点听我的,何至有今日!”肃顺此言事出有因,原来他早已定下除去那拉氏之计,可惜没有被载垣、端华。

载垣、端华垂头丧气,他们先是异口同声:“事已至此,还有什么可说的呢。”接着载垣也责怪起了端华:“要不是因为听信了你的话,我怎么会蒙受现在这样的罪名?”

其实在这场宫斗大戏中,哥儿仨谁也不见得比谁高明到哪里去。肃顺要除那拉氏,不过是二人积怨最深罢了,并没有高屋建瓴地谋划全局的意识。要知道他们八大臣得罪的可不光是那拉氏,还有钮祜禄氏呢!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,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太过于轻视对手,倘若他们能够看到恭亲王的作用和能量,提前与之结纳或交好,结局或许完全不同。

1861年11月8日,载垣、端华被赐令自尽,肃顺处斩,杜翰、焦祐瀛等五人发往军台效力。之后政变者又顺藤摸瓜,处理了一批与肃顺关系密切的所谓“肃党”。

因为这一年是辛酉年,所以史书将此次宫廷政变称为“辛酉政变”,政变成功扫清了垂帘听政道路上的一切障碍。11月11日,载淳在北京即位登基。之前他实际上已经称皇帝了,载垣等人还拟了年号,叫作“祺祥”,如今载垣等成了罪人,自然他们拟的年号也就不能用了,遂被改为“同治”。

不久,在同治皇帝的名义下,两宫太后正式实行垂帘听政。原先钮祜禄氏称母后皇太后,那拉氏称圣母皇太后,那拉氏不喜欢这种称号,就与钮祜禄氏商议,分别改为慈安皇太后、慈禧皇太后,自此诏书上便以慈安、慈禧并称。因为慈安的居所在东,慈禧的居所在西,俗称东太后、西太后。

两宫太后各有长处。西太后“优于才”,无论是批阅奏章、裁决政务,还是召见臣下谈话,都能抓住要点,切中肯綮。东太后见到大臣就好像不太会说话了,声音低沉而又含混,每次收到奏疏,也都需要西太后给她讲授诵读,看起来她直接理政的能力确实不是很强。不过这只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是东太后“优于德”,善于抓大放小,她有时可能一个月都不会决断一件事,但一旦涉及大诛赏、大举措之类的军国大事以及重要的用人方案,一定会及时果断地予以拍板,而且处理结果往往令人心服口服。当时外界对其评价很高,乃至“东宫偶行一事,天下莫不额手称颂”。

恭亲王奕訢在辛酉政变中厥功至伟,两宫太后论功行赏,封其为议政王,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。奕訢、文祥与肃顺一样都是能干实事的人,不过他们作为洋务派,更侧重于师夷长技,相比之下,肃顺虽然主张重用曾国藩和湘军,但在洋务方面仍偏于保守,这是他不及奕訢、文祥的地方。

同治初年,两宫太后的相互牵制、优势互补,奕訢、文祥的与时俱进、励精图治,使得中央政府内部不仅迅速趋于稳定,而且还形成了一股积极有效的向上势头,这也是所谓“同治中兴”现象能够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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